【读书笔记】曾国藩传—张宏杰

今人评判古人，不能仅凭存世史书一家之语，也不能仅凭他在某一段时间所作的某些非常之事

譬如秦始皇，后世史书多为骂名，所谓苛政猛于虎，但其开创四海一统修筑万里长城一文字一度量衡，足可以说丰功伟绩；譬如曾国藩，天津教案之后万夫唾骂，声名一朝尽毁，数年后甚至有人说要取消曾国藩的恤典，但究其一生，无时不在捍卫、守护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，用一生贯彻了圣人之道。

曾文正和海刚峰一样，对官场上积弊已久的陋习风气嗤之以鼻，年轻时的曾文正自负于举世混浊我独清，但与海刚峰最大的不同，是曾国藩可以折腰，在咸丰皇帝”着照所请，在籍守制“被解除兵权的时候，曾国藩起先心灰意冷，“心中纠缠，时忆往事，愧悔憧扰，不能摆脱”，但他可以反思

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，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，自以为居心正大，人浊我清，因此高己卑人，锋芒毕露，说话太冲，办事太直。譬如当日武昌告急，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，称湖南湖北“唇齿利害之间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”，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，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。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，他又说：“其水路筹备一端，则听侍（曾自称）在此兴办，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。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。”仍是一副舍我其谁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。

骆秉章说他：“行事犹是独行己见，不能择善而从，故进言者安于缄默，引身而退。”

反思之后，他又可以做到虚心问教，罗汝怀来信说他：

士气葸苶，百年不振，诚可痛矣。然欲矫之而一切屏弃不用，则亦安能？……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，众咻而一傅，势固不行，万介而一通，又谁适从也？

惟其然也，故折漕自我，拨漕自我，捐赀、抽税皆欲自我，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。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，而民者疆吏之职守，各持其是，易地皆然。阁下军政必自己操，大权未尝旁落，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，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

曾文正终于意识到，”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。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、机诈，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。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，圆滑柔软，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。只有海纳百川，兼收并蓄，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，达到胜利的彼岸。“

所以后代说清官的时候，海瑞海刚峰绝对算一号，但曾文正却并没有”榜上有名“，是因为曾国藩在守制再出山之后贯彻了和光同尘圆滑柔软之道，也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，而是做大事

而其政治、交友、教学、任人、外交之道，均可显示出曾国藩独到的处世哲学。

譬如主动裁撤湘军放弃兵权；面对左宗棠的谩骂讥讽，以不诟、不詈、不见、不闻、不生、不灭之法处之，后又”为西征筹的饷，始终不遗余力，士马实赖以饱腾······又选部下兵最练、将最健者，遣刘忠壮公（松山）一军西征，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，皆倚此军之力。是则文襄之功，文正实助成之。“，左宗棠给曾国藩的挽联说：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，终于放下了芥蒂承认不如曾国藩；又广收天下英才，因材施教，为清政府培养了李鸿章、赵烈文、左宗棠等一众人才；又不吝啬举荐人才，“所谓将帅之道，即所谓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也。待弁勇如待子弟，常有望其成立，望其发达之心，则人知恩矣。”在曾国藩幕府中待过的人才，大半都有不俗的官职和成就。

甚至在天津教案中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，为李鸿章做铺路石，其胸襟之宽阔，眼界之深远，实为晚清之新风。

但接替老师成为疆臣领袖的李鸿章不会想到，在曾国藩天津教案身败名裂万夫唾骂之后数年，李鸿章同样因为清政府的无能懦弱，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。

是啊，垂暮之年的曾国藩猛然发现，自己一生的奋斗，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。他兴办学校，设江南制造局，设翻译馆，开留学先河。容闳说：”曾文正者，于余有知己之感，而其识量能力，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。”，但是面对晚清慈禧政府的无能软弱，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“同治中兴”只是一场梦，再也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累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，“补救无术，日暮道穷。”

他是逐日的夸父、填海的精卫、补天的女娲，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，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。